静嘉书单||五四运动专题 第5期
本期书评人：
钓鱼舟 风乎舞雩 季剑青 静嘉张 兰台万卷 菩提心 少卿 野云
本期书目：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
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陈学然 《再造中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
推荐存目：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 : 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
桑兵《晚清学人与学术》
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 : 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 :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彭小妍《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
王德威等《五四@100：文化，思想，历史》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袁伟时《告别中世纪：五四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
五四运动专题书单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6年3月
推荐理由
近日重新品读了周策纵老先生《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一书，当然其史料翔实、影响甚大早已奠定周氏成为“五四”研究权威的地位，在此不多赘述。但有一点，“五四”百年，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一说民主与科学，一说西方文明，更有人言“重估一切价值”的信条，这些诚然都有道理，但我认为是对理想化国度的追求抑或是对现世国家的重塑。简而言之，对现代性国家的追寻。
这种现代性是断裂和连续的结合体，正如余英时所言：“‘五四’时期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怎样接受西方现代的若干中心观念和价值，使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沟通，最后引导出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但仍不丧失原有的文化认同”，所以现代性国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西方世界，此前知识分子寄希望于英、美等国，一度痴迷于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下的世界蓝图，到最终投入苏联的“怀抱”，说明所谓的标准和榜样是可调换的，调换的标准或原则是当时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国家的解读。
诚然，“五四”确实是反传统的一次高潮（打倒孔家店），但也在追寻中国传统价值的内核，“五四”可以视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次尝试及阵痛，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对现代性国家的追求是不可动摇的。（菩提心推荐）
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
生活书店1935年初版，三联书店2014年版
推荐理由
这是一本几乎被遗忘的著作，其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而在其独特的“五四”观，丰富了我们对“五四”阐释史的认知。作者将“五四”定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真正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开端，在“文艺复兴”说和“启蒙运动”说之外，提出另一种解释的框架，可谓独树一帜。
从作者的政治立场来看，大体代表了国民党左派的“五四”观。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自觉地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和综合的分析框架中定位“五四”，征引材料之宏富，文字之虎虎有生气，均显示出某种“大时代”的气魄。对那一代人而言，“五四”尚未成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仍具有测度历史前进之方向的标尺的意义。（季剑青推荐）
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
联经出版社 199年5月
推荐理由
本书由几位不同领域的学者的论文组成，但仔细观之，题目讨论范围大抵不脱“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扬弃”、“知识分子在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位置”这几个议题。文章内容不必赘述。我只想谈一谈今天的我们与“五四”的关系，今天的我们识字率大大提高，至少文盲这个词汇离我们是越来越远，可识字率的提高可以代表“民智，风气渐开”吗？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是个体的自由，这一点的谈论在本书中俯仰皆是，不过于当今个体而言，未免仍有些距离，底层之间通过读书或许难以达到知识分子的高度，但这部分人的语境以及在当今知识分子群体心中的“五四情结”在这一部分人身上的体现我们也不能不去重视。小共同体下也有个体的尊严以及自由。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忽视的。
“五四运动”如今所赋予太多的涵义，诸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这些概念本身也涉及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但我们的心态不能孤注一掷到某些概念上，换言之，若没有发生“五四运动”，其他的诸多运动也会随之为后人在名目上有所替代，这样说或许有些武断，但作为读者或者读书的人，半张书桌却不会因之而增减半分。百年已过，五四的诸多问题仍没有解决，所追求的种种依旧在路上。末了，我想清代张惠言的一首词可以为之做一个注脚，现附其后。
《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其二：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
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
看到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风乎舞雩推荐）
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
现代书局1934年初版，黄山书社2008年版
推荐理由
该书是对新文化运动较早的系统研究。作者所谓“新文化运动”，不局限于五四时期，论述范围一直延伸至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等，但所讨论的各家思潮，大体均发源自五四，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各有盛衰起伏，因而作者虽将五四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若干阶段，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线性演进的叙述窠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注意各种论战，并能大体以平情的态度对论战各方加以中肯的评述。在作者那里，新文化并非某种整体性的实体，而是内部包含了丰富的张力。再者实验主义、辩证唯物论等思潮，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在中国的发展相对应，虽失之简单化，但这种注意思潮背后的社会力量的思路，颇接近“知识社会学”的眼光，亦可为今人借鉴。（季剑青推荐）
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9月
推荐理由
在当今治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中，邓野先生是功力最为深厚，而行事最为神秘的一位，颇有几分神龙见首不见尾。说他功力深，看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几十篇论文，即可知其水平之高，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所著三书在豆瓣上评分，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9.2，民国的政治逻辑8.6，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奕8.9，也可见读者的认可。说他神秘，一是家世，他是邓公的侄子，二是深居简出，既不参加公开活动，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所知者仅有当面采访一次，书面采访一次），以致外界对他所知甚少。
此书缘起，尚在三十多年前。他在写中华民国史五四运动一段，写成后仍感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一文，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时隔三十年后又有了这本书。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有关五四运动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但越来越脱实向虚，空洞无物。有关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的兴起，尚有诸多疑点，却一直无人问津，依旧沉没于历史的迷雾中。子曰我欲载之于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奉为治史之圭臬。这个原则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哪些努力，北京政府又持何态度？曹陆章是卖国贼吗，他们为什么卷进此次风波？五四学潮背后是在谁挑事，有何目的？这些问题，在本书中有清清楚楚，实实在在，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也是本书史学价值之所在。
邓野先生这本书跟他之前的作品一样，一向既往的很好看，可读性强，耐人寻味。一是，用利益解剖政治，直指人心，入木三分。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利益。明面上是公益，暗地里全是私利。看不到这一点，搞政治史那就全抓瞎。皖系、安福系、研究系、北京政府、南方政府都是在争权夺利，都是在权力的游戏中狗咬狗罢了。二是突出人物性格，陆征祥之软弱，顾维钧之英挺敢为，徐世昌之圆滑，徐树铮之胆大妄为，吴佩孚之桀骜不驯。三是议论精当，精彩纷呈，引人深思。诸如：“在中国，政治人物一旦被指名卖国，极易产生两种效应：其一目标明确；其二道理简单。而明确与简单，则又最适于民众的动员与操纵。”（少卿推荐）
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7月
推荐理由
本书主要探讨一战爆发到巴黎和会结束这段时间的中国外交，这个课题以往只是作为政治史的必要背景，几乎没有作为单独的外交史就行研究。作者试图做的，是颠覆长久以来形成并早已进入教科书的民族主义标准观点：北洋政府亲日卖国，对日借款缔约换文，“巴黎和会”上要将德国在山东权利交给日本，甚至训令代表签约，导致外交失败，最终激起“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令三个亲日卖国贼仓皇下台，代表拒签合约，稍挽国权。
读这本书之前，可先读氏著《洪宪帝制外交》，了解作者眼中这段外交史的前期状况。《洪宪帝制外交》主要通过排比分析中、日、英外交档案，指出袁世凯在所谓“二十一条”交涉中并未丧权以换取日本支持称帝，而是始终坚持中国自主体面，不肯迁就日本。日本虽取得表面胜利，对袁则忌恨已深，决意去袁。袁以为通过英法等国支持，足以抗衡日本，遂积极推动称帝，在遭到日本主导的列强劝告后更想通过参战提升地位，不料英国在巴尔干战场遭到重挫，不得不对日妥协，以换取其维护东亚秩序。日本主张对华友善的元老派势力削弱，醉心帝国主义外交的参谋本部及陆军得势，同志士、浪人一起，积极援助中国反袁势力，向华南岑春煊、华中孙文黄兴提供资金，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北部制造骚乱，最后通过停付北京盐款余金，最终导致袁世凯政府财源枯竭、财政崩溃。袁虽帝制失败垮台身死，日本的露骨干涉则激化中国反日民族主义，以及列强疑惧，四面树敌，并未得什么实惠！
《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主要也是从中外相关档案中探微索隐，对这段时期的外交史事进行连缀、铺叙和论述的。作者指出，清末参加的两次海牙保和会，是近代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和组织的重要初始阶段。民国时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陆征祥继续组织保和会准备会，随着1914年欧战爆发并蔓延到东亚，日英联军假道山东进攻青岛，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保和会准备会转而讨论山东问题与如何加入战后和平大会问题，活动积极，北京政府并非如原来学界所认为的那样对和会没有准备。
鉴于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以公开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尊重民族自决、建立国际联盟以公理正义解决国际争端，中国朝野备受鼓舞。欧战停火后，北京外交部加紧和会筹备，顶住军界联日主张，早在民间反日之前便确定了“联美制日”方针。外长陆征祥1919年到巴黎，在和会开幕前已决定提出山东问题及“二十一条”问题，这才有了和会上顾维钧的精彩发言，以及美国趁势要求日本公布中日密约，让日本措手不及。日本见招拆招，趁意大利因阜姆问题退出和会之机，坚持与中国所订山东协议及与英法所订密约有效，若和会不承认则不加入国际联盟，英国认为日本对战事有贡献，日本不加入国联，英国也不加入，法国对日表示支持。威尔逊势单力孤，为保全国联，不再坚决支持中国立场。而日本代表也不得不在4月40日四国会议上声明，承诺放弃德国在山东之政治权力，只继承经济权力，但坚持不可写入对德合约。
日本代表的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在意的归还胶澳主权及日本继承德国经济利益的限度，都做了明确保证，并得到英、法、美三国的确认，中国力争的保留对德合约山东条款事实上有了相当足够的保障，实在算不上“外交失败”。中国代表团内部虽有分歧，但得知日本声明内容后大致倾向签字，奈何政府与民意乖离日甚，国民不知外交机密与复杂内情，群情激愤，认定签约即等同于亲日卖国，此事已非单纯法律与外交问题。代表团最后拒绝合约签字，听命的对象已经不只是北京政府，还有全国民心。关于山东问题，日本名义上得胜利，中国事实上得实惠。拒签对德合约，让中国免除了山东条款的拘束，实质则享受日本声明的利益，日后的华盛顿会议，中日山东条约的基础恰是日本声明的内容。
中国和会外交还有其他成绩：参与草拟国际联盟盟约并成为创世会员国；后与德国单独签署第一个平等新约；签署对奥、匈、保三个合约收回部分特权；通过条件说帖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达对不平等束缚的不满等等。
巴黎和会后，日本不但没有胜利的喜悦，还感受到相当的挫折：和会上中日密约的公布，大损日本国际形象；山东条款虽然维护了面子，但中国代表团的拒签和北京政府碍于民意的不接触政策，让山东问题悬案化；美国国会不批准对德合约，也使山东问题国际化；尤其是中日、日美关系恶化，更增烦恼。
作者认为，巴黎和会外交的被低估，与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民族主义口号密切相关，而将和会外交失败归罪于三个卖国贼，似与研究系借外交问题攻击新交通系有关。学生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应为梁启超24日自巴黎电告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文，警告政府及国民万勿签字。外交协会接到电文后，由林长民5月1日拟稿《（代论）外交警告报敬告国民》，2日发表于同研究系关系密切的《晨报》头条，后来的《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似受此文影响。林长民在学生爱国运动中出力不少，5月5日与汪大燮、王崇惠联名力保被捕学生，助学生成立联合会，还上街演讲抨击曹汝霖等卖国。当时阎锡山派在北京的亲信有不少相关报告，如“研究系借题发挥，意在此而不在彼，已足捣乱而有余。鄙意诚恐自此以往，如研究系者不知凡几，均将起而利用时机做题外之文章，学生无知无识，为人利用固然可惜，诚恐愈演愈烈成爱莫能助之势，则国家危矣。”
如何破除支撑近代史诠释架构的革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和神话，这依然是个问题。（钓鱼舟推荐）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推荐理由
五四运动因其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出于不同政见和立场的各种回忆、陈述、诠释众声喧哗，历史面目反而易失真。加之，五四运动本身集“思想潮流”/“文化革命”/“政治运动”于一身，政治家赋予各种意义，学者力图诠释历史，参与其中的当事人不断追忆往事，反而对人们理解五四形成极大的障碍。
陈平原先生力图超越民间/官方、左派/右派的立场，直面五四，深入理解“五四”那代人的历史语境、政治立场、文化趣味以及学术思路。本书从考察一场运动、一份杂志、一位校长、一册文章以及一本诗集入手，结合严格历史学的训练，运用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的眼光，具同情之理解态度，力图见微知著，“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搁置宏观性的性质、意义争论，小处入手，深度挖掘，滴水知沧海。所以本书不仅仅是触摸历史，还原现场，尚有方法论的意义。
通过陈平原的考察，我们不仅知晓了五四当天的天气，参加人员的高校分布，游行路线，而且对火烧赵家楼的细节，被抓学生所囚禁的警察厅情况，均有较确切的了解。《新青年》杂志影响较大的文言白话之争，本来只是文学形式的争论，何以起到思想文化革命的作用呢？因新青年同仁采取了比较讲究的策略，利用文学话题之争，巧妙转化为大众共同话题，借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进而将争论主题延及到孔教、贞操、理学等等思想革命话题，故而具有了思想史的意义。此外，极度表彰蔡元培教育家的成就，概因蔡先生造就了当时北大的学风，而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所以值得深入挖掘其教育理念。探究《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的过程，可以更加多面性地理解晚清与五四之间的多重关系。而对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尝试集》的考论，深刻揭示了文学经典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于胡适和周氏兄弟的关系也有所点染。
陈平原治学，历来八面出手，很多课题同时进行，因此写作本书各篇文章的时间、语境和出发点或有不同，但最终的指向是揭示历史本身的复杂性。通过不断的与五四进行对话，作者一方面是追怀前人的遗风和精神，另一方面则暗含着对当下的反省与批判，激发读者思考。仔细阅读本书，我们不难发现著者压在纸背上的心情，于历史多一份了解，于自己则多一份责任。（静嘉张推荐）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九州出版社 2015年9月
推荐理由
青岛五四广场上有个著名的雕塑“五月的风”，如果去青岛，与它合照是必要的旅游项目，火红的、狂放的造型，可以把观众带回那个青春蓬勃的革命年代。五四运动一百年了，从它开始的那一刻，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所有人都清楚这场运动是伟大而影响深远的，所有人都有着清醒的历史自觉，在五四运动后的第二年，五四一代就在总结这场运动的意义、运动的精神，直到今天，一百年不断的诠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的意识形态，对五四历史意义的争论一直在持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或者说即使今天，我们也是生活在后五四时代。《重返五四现场》，暂时放下对历史意义的纷争，放下偏见与定见，穿越百年时空，重返运动现场，看看它是如何发生的。
五四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把视线放到1919年的五月，是无法看清历史维度下五四运动的发生史，《重返五四现场》书中，作者把五四运动往前推到1896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启了这场运动，“ 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则是第一次把知识分子的诉求引向了对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方向来，这是划时代的，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一场流产的五四运动”，“谈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把梁启超放摆在第一位，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旗手是梁启超，而不是陈独秀。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梁启超已经把他那一代启蒙者可以做的事情做得非常充分了，后人对他，应无可指责”。
以北大和《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一代接续这一历史进程，开始对“孔家店”狂轰乱炸，激进到消灭汉字实行拉丁文字，以今天高昂的民族主义观点看，这无疑是非常反动的全盘西化和极端的崇洋媚外，但在当时，这代表着进步、文明、革命，“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的保守势力，对新一代毫无招架还手之力，实在是窝囊，新文化一代只能自己打自己，假装对手参加战斗。“当时不仅白话文的推广，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能够流行起来了，而且整个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标点符号的阵地是站稳了，白话诗文也轻易取胜”。“ 和前辈康、梁、章诸公不同，这一代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运动，并不是文化精英小圈子里的解放运动，而是指向中国人的国民性。”
这场启蒙运动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有何不同？从启蒙者来看，新文化与旧文化一代本来就是同根同祖，“如果认真考究他们的思想谱系，传统的纵向传承，远多于洋货的横向移植，和他们在文化上的许多对头，其实同出一元”;从启蒙的主题来说，“德先生”与“赛先生”被抬了出来，但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却被忽略了，没有理性的民主不可避免的走向群众运动——民主主义，“新青年把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高高举起时，没有同时把自由与法治的旗帜高高举起，这是新文化运动最严重的缺失”，没有自由价值的熏陶，于是新与旧、进步与保守、文明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成了革命的主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最大的毛病就是以独尊来反对独尊，以思想专制来反对专制思想”。“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补上理论的一课，那么，它便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为新的政治权威作诠释的使命”。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有何关系？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硕果，还是五四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腰斩？在打到“孔家店”的一代之后，他们的学生为了山东（青岛）问题（保卫孔家店）走向街头。“对青岛问题的抗议活动，不仅迅速扩大为一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而且导致民族主义的迅猛高涨，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革命”。“五四运动不能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它是因为外交问题、政治问题引发的一次突发事件，尽管二者的文化基因大致相同，但五四显然有自己的血脉谱系，它是宋代太学生伏阙上书、明代东林党人议政、清代公车上书这一知识分子传统的延续，反映了民族主义与政府之间的冲突，而新文化运动则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新与旧之间的冲突”。“《新青年》开创了一种风气，对五四运动起了直接与巨大的催化作用，从精神上、理论上赋予了五四运动一种特殊的现代意义”。
新文化运动培养的新青年一代，从文化觉醒走向政治觉醒，群体的力量被运动放大，在救亡口号的号召下，国家力量与组织得到一次整合，新青年一代走向革命。学生运动成功影响国家进程，五四运动是否是一场良好示范？不用为生计奔命，思想单纯，学生更容易为抽象理念牺牲。回看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最让人激动的是新文化运动一代的思想争锋，最让人感动的是新青年一代的理想献身。（兰台万卷推荐）
陈学然《再造中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推荐理由
本书作者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副教授陈学然曾撰写《五四在香港：殖民情景、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获2015年第八届“香港书奖”，本书则为其有关章太炎与“五四”一代的新著。
全书共八章，第一章导论概述章太炎从晚清到“五四”的学术与政治活动及其在“五四”前后之被边缘化；第二章讨论章太炎倡扬“国学”的革命性；第三章讨论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立场；第四章讨论章太炎坚持书写古文古字而排斥白话文的原因；第五章讨论“古史辨”之兴起与日本学术界的关系和章太炎对之予以强烈批判的基本态度；第六章阐述章太炎如何以及为何倡导“联省自治”；第七章重新梳理了章太炎与鲁迅的关系和思想异同；第八章为结语。
作者认为，无论是在晚清提倡“国学”以“排满”、一生坚持写古文古字而排斥白话文，还是晚年提倡“联省自治”、批判“古史辨”沿袭日人余唾，都反映了章太炎维护民族独特性与自主性、再造中华的宏大理想与努力。而从目标和理想来看，章太炎与其后辈“五四”一代并无根本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为实现此一目标与理想所采用的方法和路径。而打着追求“现代性”旗号的“五四”一代群趋于“舍旧从新”、反传统，不仅掩盖了思想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使得章太炎以“复古”为特色的救国之路便受到了排挤和边缘化。
又，书中对章太炎坚持书写古文古字的分析，对“古史辨”与日本学界关系的梳理和章太炎的批判，对章太炎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的思想与活动，对鲁迅与章太炎关系的疏离和对乃师种种批评，都有一定的填补空白或发覆之功。（野云推荐）
汪晖《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年版
推荐理由
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是《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汪晖指出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走向瓦解，是因为它的“同一性”仅仅是“反传统”这一态度的“同一性”，缺少统一的方法论基础。这种立足于思想史内部的解释框架，实际上是对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述的回应。
汪晖进而由此提炼出“历史同一性”这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概念，在对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整体性把握的同时，特别注重它内部各种复杂的、矛盾的、互相冲突和构成悖论的面向，这些悖论性的因素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但内在于其中的紧张感也让它们成为这场运动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季剑青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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